朱先生的言传身教，积极影响了在他领导下成立的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风气。了解古籍所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团结和谐、勤奋向上的集体。这种风气的形成得益于朱先生的人格魅力的浸润。
为了培养新人，朱先生主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把位置让给年轻一代，锻炼他们挑大梁的能力，而作为长者的自己则时刻关注着他们，在困难的时候给予他们帮助，在成功的时候给予他们赞扬和鼓励。虽然和以前一样仍然从事着他钟情的工作，但是，先生关注后辈时那种充满期冀的目光，温润如玉，同时又有着学者般的睿智，更有着长者般的温厚，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朱先生对我国辞书事业的贡献还在于，在三十余年编纂辞书的生涯中，培养出了一个踏实肯干、成果显著的学术团队。《汉语大字典》编纂工作刚起步之时，参编人员大都没有编过辞书，都要从头学起。编字典，要与古文字打交道，有些参编人员的基础相对薄弱，朱先生一方面组织讲座，讲授有关古代汉语的知识，借以丰富编写人员的学识，提高编写人员的能力，一方面大力倡导“边干边学，在实践中提高”的精神。就这样，在朱先生的带领下，参编人员边干边学，能者为师，使编纂队伍的学术水平大大提高，终于编出了第一个释义准确，材料丰富的初稿本，得到川鄂两省兄弟组的好评，使省里把武汉市编写组改为武汉师范学院编写组，就此形成了湖北地区武大、华师、PG电子上分技巧APP下载三所高校各带一个地区的格局。锻炼和培养了一批语言文字的专家和学者，一些学者在语言辞书学界具有较大的影响，如汪耀楠先生、李崇兴先生、冯瑞生先生、邹酆先生、宛志文先生、张林川先生等。邹酆先生曾在《辞书研究》发表《朱祖延和他的“辞书之家”》一文，对朱先生无私奉献的人梯精神给予阐扬。
朱先生是湖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两个学科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者，是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创始人和奠基者。1978年，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由时任系主任的朱先生领衔，首次招收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1985年，朱先生又领衔在古籍研究所设立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点，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为古籍所的这个学科日后能成为省级重点学科奠定了基础。在朱先生的带领下，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从建立至今尽管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但新人辈出，成果累累。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共出版古籍整理、辞书以及有关理论研究著作60余部，累计4500余万字，在全国古籍整理学界、辞书学界乃至出版界，都有较高的声誉，是为我国的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单位。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也培养出一大批学风严谨、学有专长的学者，如在出版社从事辞书编辑与研究的崇文书局的社长李尔纲编审、副社长邹华清编审、湖北人民出版社王粤汉编审、福建人民出版社江中柱编审等，在高校工作的华南师大闵定庆教授、暨南大学陈志平教授、安徽大学的徐道彬教授、中南民族大学左洪涛教授、湖北大学的张林川教授、杨薇教授、郭康松教授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历史所、宗教所工作的宋艳萍博士、周广荣博士、许继起博士等。
朱先生还是我校对外汉语教学的开创者。众所周知的是朱先生在国内学术上“传道、授业、解惑”，教书育人，但鲜为人知的是，朱先生曾远赴国外为传播中国文化。1960年1月，38岁的朱先生作为国家公派的专家，前往埃及开罗高等语言学院讲学，教授《汉语》与《中国文化》，历时三年，他能运用流利的英语进行学术交流，还能用阿拉伯语与学生聊天，他们中有的后来做了驻华外交官员，有的后来成为埃及著名大学的中文教授。1963年回国后又在教育部参加对外汉语教材的《汉语读本》的编写工作。1964年在学校从事留学生的管理和教学工作。
朱老先生已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40多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在教学上勤勤恳恳，诲人不倦，这也是他为常人所称道的，早年中央大学中文系的深厚功底，使他的娴熟的教学艺术得到同学及同事们的钦佩。他曾获得“湖北省模范教师”、“湖北省劳动模范”、“武汉市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在我国的第一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他曾赋诗抒怀：“久病身为鹤祥癯，往来常倩竹枝扶；丹铅事业犹能继，白发婆娑自校书。阶前松菊凌霜雪，架上图书胜象犀；幸有残年羸体在，不辞辛苦作人梯。”这是他自己的诗句，也是他为师范教育和古籍整理工作奋斗不止精神的形象写照，体现了他以事业为重，自甘寂寞、勇为人先、乐于奉献的崇高品德！“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种赞誉，对朱先生来说是毫无虚美之意，绝对名副其实。
在学术事业上，朱先生以其刻苦钻研、勇于探索、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为人所称道。在人格上，老先生则像清悠典雅、恬淡无争的幽兰一样散发着动人的清香。由于长期与古典文献打交道，浸润涵濡，耳熏目染，孔子“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贫困而改节”的千古名训已渗透进他的骨髓！所以，朱先生正像幽谷之兰开得潇洒自如，并以其独立而不张扬的品性为人所赞赏。
和老先生打过交道的人，哪怕只是一次，无不对他那虚怀若谷的胸怀有着深刻的印象和感触。在众多熟悉他的人口中或笔下，大家不约而同地称赞老先生动人的人格魅力。范春歌是湖北大学1983届毕业生，她在《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文章中回忆，1979年刚刚入学时朱先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给我们上课”的感受：“他身材高大，气质儒雅，谈话谦和，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朱先生即使是工作再忙，时间再紧，他对有求于他的信函也是有信必复，有问必答的。武汉市饮食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在为《宝颜堂秘笈·饮食绅言》作注解时，因不知道“笈”的音义，便来函求教于朱先生，朱先生及时回信作答。这位工作人员感叹说：“没想到一位教授，会及时跟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字辈解决疑难。”李西亭于1997年3月曾就“遮莫”的含义致函向朱先生求教，朱先生复函作答，对“遮莫时晦可遵养，谁言他日不可乘风”进行详细译释，指出“遵养时晦，是《诗经·周颂》中的诗句，意谓顺应时势或环境蓄积力量，以待时机。这两句诗译成口语，无非是说：今日能遵养时晦，谁说他日不能东山再起？寻绎诗意，殆劝人暂时‘养晦以图他日乘风高举’。”让对方为之感动。湖北大学数学系一位老先生在学习国立湖北师范学院院长汪奠基先生的《三十六年元旦书感》“只问耕耘不问收，行从禹墨道从周。叔时九教传今古，学《易》为名习坎楼”一诗时，“从周”、“叔时”、“习坎”等词语，都是不可逾越的拦路虎，不得不向朱先生求教，朱先生也一一作答。
先生生活简朴，却对同事学生出手大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古籍所师生合力完成科研项目的进程中，先生不止一次自掏腰包为大家打牙祭的事。先生见大家工作辛苦，亲自烧制色香味俱佳的红烧肉，给我们改善生活，作为学生的我们感动不已！
先生自掏腰包之举多了，大家自然过意不去，合计着找机会回请先生！在2000年教师节，所里的年轻老师和在读研究生一起近二十人，准备请先生吃饭，先生二话没说，欣然前来。可到了酒店，先生的态度突然转变，坚决要求由他买单，理由是他收入比我们高，理应多照顾大家。一席话又把大家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次原本由大家发起的谢师活动又成了先生的关心下一代了！
古籍所常被这样的温情包围着，我们工作、读书虽苦，但心头总有一份甜蜜萦绕，挥之不去，割舍不开。当年那些受益的学子们尽管天南海北、各奔前程，但谈及朱先生的这些往事，无不感念于心。他们无论何时路过武汉，总要抽空到先生家里坐坐，叙旧话新，其乐融融。
朱先生无论是在著书立说、人品修养，还是在培养学人上，他都不遗余力地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与努力，昭示着独特的人文精神。他潜心治学、严谨踏实的学风，值得我们学习；他公道正派、求真务实的品性，值得我们效仿；他乐于奉献、精心育人的魅力，值得我们敬佩。“十年尔雅注虫鱼，翻检缥缃万卷书。留得藏山事业在，此生应不负居诸。”朱先生在一生走过的90个春秋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凭着自己的辛勤工作赢得了崇高的荣誉，但是尽管如此，在硕果与赞扬面前，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愧我樗材甘寂寞，芸窗占毕老雕虫”。日本经济学家、教育家小泉信三的一段话正好可以用来形容老先生：“完成某种大业的人，自有其风度。即使不与他有所深谈，只要与他站在一起，就能让人感受到这一点。此即所谓人格的魅力。”
朱先生的人格魅力来源于他的深厚内涵，体现于他的为学和做人，浸润过他的后学及相处过的每一个人。这种人格魅力沦肌浃髓，永远值得我们景仰、传承！（完）
郭康松，1985年进入湖北大学古籍所学习，与张林川、李尔纲、王兴茂同学，是古籍所首届硕士生。后留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现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并兼任古籍所所长、文学院院长。
温显贵，1990年9月考入湖北大学古籍所攻读硕士学位，2001年9月至2004年6月在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湖北大学文学院古籍所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