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祖延先生，1922年生，江苏宝应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他，自幼受家庭熏陶，广泛涉猎古代典籍，对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3年，他考入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了国立礼乐馆任助理编审，跟随在馆中任职的汪东、汪辟疆、殷孟伦和高明等专家学者，从事于中国礼制与乐典的研究。1948年，国立礼乐馆奉命裁撤，满腹经纶的朱祖延先后在南京、武汉两地中学任教。1952年转入武汉教师进修学校，开始他漫长的师范教育生涯。历任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教授。自踏上师范学院教书育人的神圣讲坛，他就怀着赤子之心和拳拳报国之志，为献身祖国的师范教育事业，为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呕心沥血，辛勤耕耘，做出了突出贡献。

苦心孤诣做学问

回首往昔，数十载的风雨沧桑已成过去。最值得骄傲的当属朱先生亲自整理、编著了一系列质量上乘、影响广泛的著作。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小小的《新华字典》是我国文化教育工作者的主要工具书，与泱泱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1975年，周恩来总理明确提出，要改变“大国小字典”的状况，批示组织专家编写《汉语大字典》。朱先生有幸成为副主编之一。这项8卷2000多万字的文化工程，在当时进行过程中的艰巨繁复，难以用语言形容。在长达十多年编典期间，朱先生每天工作13个小时以上，他和同事们亲手制作的资料卡片达100多万张，查阅古今典籍数千种，16开油印初稿可码两米多高，这其中凝聚着朱先生的心血与汗水。从此他坐上了这个常人不愿坐的“冷板凳”，一坐就是三十多年，相继主编了《汉语成语大词典》、《中华掌故类编》、《尔雅诂林》、《汉语成语辞海》等多部大型辞书，而且还根据吕叔湘先生生前提出的“需要一本《引用语词典》”的倡议，编撰了《引用语辞典》（后增订为《引用语大辞典》），从而结束了我国长期没有引用语工具书的历史。

在这些著作中，我们不能不提及的是《尔雅诂林》。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汉语大字典》还在编写阶段时，朱先生就有一个想法，要像丁福保编《说文解字诂林》那样，将历代关于《尔雅》的注释、校勘、版本与评论等资料集中起来，编一部《尔雅诂林》，对两千年来《尔雅》研究进行一次大总结，为《尔雅》的研究者和使用者提供方便。1986年，在殷孟伦、顾廷龙等前辈学者的支持下，朱先生正式组织湖北大学古籍所同仁编著《尔雅诂林》及《叙录》。

为了把这部著作编好，仅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就做了3年。为搜集相关资料，在朱先生的组织下，他的同事们跑遍了全国上百家图书馆，收集研究专著144种，所做10万多张资料卡片装了60箱。因为经费紧张，他们出差乘船只能坐五等散席，乘车只能坐硬席车厢，住在最简陋的地下室旅店，有时甚至住大澡堂。1986年编纂工作正式启动，他们把收集到的、最有价值的94种著作分词条剪裁、缩放、标点、分类，分别列于有关词语条目之下，把2000多年来“雅学”研究的成果进行搜集、整理、汇编工作，并分别对每一本专著（或每一篇论文）的作者生平、内容概要、学术价值、版本情况写出提要。这种听起来简单的工作，做起来极为繁琐。每当回忆起那段艰苦却充实的日子，朱先生都会动情地说：“夏天没有空调，摄氏40度左右的工作室闷热难耐，还不能开电扇，因为怕满桌作索引的纸片飞散，大家只得光着膀子，挥汗如雨……”凭着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在历经了漫长的“马拉松”之后，1996年11月，这部六大卷一千多万字的巨著──《尔雅诂林》终于出版问世。

在谈及《尔雅诂林》编撰过程的时候，谦卑的朱先生也是很少提及自己，他更多的是把焦点放在了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们身上，讲述在编撰《尔雅诂林》期间，两位副主编谢先俊、黄毓仪，年仅50出头，由于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朱先生回忆起他们为《尔雅诂林》付出的心血和所怀的希望而唏嘘不已。

编典，不论中外，在任何时代都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纷繁复杂的文化工程，是一项平凡而又艰辛的工作。朱先生曾一并主持了多部辞书的编撰工作，有时候辞书之间的编撰在时间上难免有交叉，但是，艰巨的任务和繁琐的工作并没有妨害他严谨的治学风格，相反，我们在他的任何一部著作上都能感受到他的这种风格的存在。作为《尔雅诂林》的主编，上千万字的书稿，朱先生全部一字一句地审读，然后才在书稿袋上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种严谨的学术品格既是老先生所秉持的，也是他示范、传授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编纂辞书的工作是繁忙的，但朱先生还是不断地“见缝插针”，在多个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并为他人的著作和作品写了近三十篇序跋题记。这种勤勉刻苦的态度令人钦佩。在朱先生家藏的《引用语大词典》与《汉语成语辞海》两部书上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天头地角无空廓，但见群蝇（蝇头行书）满纸飞。”他的另外两部早期著作《北魏佚书考》、《古汉语修辞例话》也是如此，那都是先生后来添补的新材料、新思想。这也正是朱先生精益求精的学术追求的真实见证。“斯人已晓夕阳近，不用扬鞭自奋蹄”，《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是朱祖延教授在年愈古稀之年任主编的又一个大型项目，他以多病之身全身心投入到其中。谈及其中的感受，朱先生动情地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两个字：‘值得’。”

朱先生甘于寂寞，勤于奉献，举毕生精力，孜孜矻矻，皓首穷经，在学术事业上建树卓然，堪称学界楷模，令人钦佩。自1975年担任《汉语大字典》副主编以来，朱先生把主要学术精力都投入到了学术事业中。在这片魂牵梦绕的园地上，他埋头半个多世纪，勤奋精耕、力行不辍，最终收获了丰硕的果实，如果用“著述等身”来描述他的成就的话，丝毫都不为过。朱先生的著作均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古汉语修辞例话》获得了“中南五省优秀教育读物奖”；《北魏佚书考》获得“湖北省优秀图书奖”；《汉语成语大词典》（主编）获得1986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中华掌故类编》（主编之一）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汉语大字典》（副主编）获得首届“国家图书奖”及1987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尔雅诂林》（主编）获“第二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以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汉语成语辞海》获“第四届国家辞书奖二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引用语大辞典》获得“首届湖北图书奖”。

2010年11月，朱先生又被授予湖北省首批“荆楚社科名家”荣誉称号。结合先生一生勤勉笔耕，力行不辍的精神和累累成果，着实当之无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