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有两个热词：改革创新和文化发展。其实，前者算不得时髦，叫了几十年了；后者是长期不便提而被提的，算是被时髦。但把两者结合起来看，还是颇有意味的，这就是改革创新终究要回归文化、文明本位，这既是改革创新的方法路径，也是改革创新的目标。

人类社会的“贫瘠史”不知要比“发达史”厚重多少万倍，而现在这种所谓的“发达史”能延续多久尚未可知。贫瘠也好发达也罢，人类终究是在不自觉的文化积累中前行而不是在制度设计中发展。这需要我们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思考改革创新的方法与路径，防止和克服着意追求器物文明的思路。

各级各类教育教学是提升人类自身素质与能力的社会活动，毫无疑问是属于文化活动范畴的；各级各类学校因其肩负的使命不仅是教育人培养人，还要创新和传承人类文明，自然也属于社会的“文化部类”。因此，无论是学校的改革创新还是教育教学活动的推陈出新，最后都需要站在文化的高度来评判。

不管是路径方法还是目标追求，近现代以来的教育教学改革似乎都偏离了人自身的文化本义——全面性、整体性、发展性。马克思提倡教育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能那时就出现了严重的片面发展；1972年第一次国际环境大会发布《斯德哥尔摩宣言》首倡“可持续发展”时自然环境已经面临了不可持续的严重威胁。近现代教育使人“片面发展”和人类“发达”带来灾难的历史可谓不短了，而作为应对这类不良趋势的万千改革创新似乎并不着边际。其原因无非是方法路径或目标追求太过非文化--偏离全面、整体、发展宗旨的东西太多，或者说外部性色彩太浓厚。

比如在教育教学领域的众多改革创新，方法路径或目标追求就具有显著的外部性，表现之一是“上面的”，上级规定或要求怎样就怎样，表现之二是“别人的”，不加分析地学习取经或套用模式。这显然忽视了教师自身、学校自身的特点和学生的差异这些内在因素，是削足适履之举。这样的改革创新几无风险和责任，成本亦低，但能够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吗？因此，在文化发展宏大旨归下重视发掘、发挥“内在的”、“下面的”方法路径非常必要，也就是要在改革创新中切实关注符合自身的“原创”方法和来自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而这些方法和精神是丰富多彩的，也正是文化自身发展丰富性的现实表现。

要达到这种境界，其实就是实现佛语的“法无定法”。法无定法具有全面、整体、发展的文化特征，而不是从近代科学主义推演而来的科学之法、规范之法。最近引起全球热议的创新天才史蒂夫•乔布斯绝不只是个疯狂的电子迷，他说他小时候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适合人文科学的人，但在看到自己曾经的偶像、宝丽来创始人埃德温•兰德关于既擅长人文又能驾驭科学的人的重要性的一些话后，决定立志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无论是他的产品还是他的创新思维，几乎都是在人文和科学的交汇中熠熠生辉，而不是拘泥于某一“专门”素养。这或许能给我们的改革创新一些方法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