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上粗糙的白布向下滑去，我伸手给它打了个死结。这时天还没亮，晦暗的蓝铺满天空。周围的人和我一样腰缠白布，他们交谈又静默，间或吸一下和眼泪一起淌出的鼻涕。哀乐沉闷地响着，直至扣住周围的每一寸空气。

我看着摆放在屋子正中央的冰棺，看着它上面黑色的污渍与模糊不清的透明棺盖，显然丧葬公司很少清洗它。大姨夫无声无息地躺在冰棺里，躺在一朵朵彩色塑料花之间，与黑白的遗照形成鲜明对比。身后不远处一桌男人在兴高采烈地打牌，不时发出呼喝声，他们只需要过会儿手脚麻利地把棺材搬上殡仪车就算完成了任务。我把目光移向那群男人，他们穿着黑色或灰色的夹克，皱巴巴的牛仔裤，脸色蜡黄，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可我的心里却没有对他们的行为感到不快。

大姨夫是得胃癌死的。生病之后，他变成了一个穿着我爸的旧衣服，头发总是剃得极短，喜欢背着手走来走去的中年男人。全家的负担落到了大姨身上，以前只在纺织厂工作过的她不得不做起各种小生意，一头浓密的黑发也被剪了换钱。

大概是在大姨夫死前三个月，一个夏天的夜晚，母亲带我去了大姨家。一片民居中一栋灰扑扑的小楼，和它的邻居们一样充满了烟火气。大姨夫和大姨围坐在小桌边吃晚饭，招呼着我们拿几条他新钓的鱼回家。我跑上二楼，坐在卧室里看电视。节目大多乏味，我百无聊赖地四处扭头窥看，卧室里电视发出的声光，随意摆放的各种琐碎杂物，像是海洋表面的泡沫，没有什么意义地四散在我周围，但我的余光却注意到了一件东西，潜意识告诉我，它是一件在我从小到大的时光里稳定存在于这个房间里，却从没有被我特别注意过的东西。

我把目光移向那个棕色的相框。

显然它颇有些年头了，木制的框体发出一股陈年的木香，厚实的玻璃嵌在里面，封存住两个人的笑容：身着洁白婚纱的新娘，画着细细的弯眉，眼睛里透出清澈又年轻的笑意，口红在笑得弯弯的唇上闪出亮光；穿着黑色西服的新郎，年轻的脸上没有皱纹，大眼睛炯炯有神地望向镜头，轻轻拥住新娘。他们那样光彩照人，似乎不应该属于这个杂乱的卧室；但他们又一点儿不违和地融入了这里，在柜子里被特意空出的一格里，体面又无所畏惧地笑着，像是把用了一半的蚊香、枯死的盆栽、洗得褪色的床单和闲置了好多年已经发霉的纺织厂工作记录本都踩在了脚下。

之前我从未想过大姨与大姨夫年轻时的样子。在关于小时候的记忆中，大脑自作主张地模糊了他们的面孔。只记得那时大姨家有很多好吃的，我每次去大姨夫都会拿出一种包装像香烟一样的枣片招待我，这足以让那时的我欢天喜地。大姨夫的外套上散发出混合了香烟、酒、饭菜、自行车座椅皮革味道的气味，并不惹人厌，那是厨房与客厅、街道与胡同给人的友好回应，热热闹闹、熙熙攘攘地簇拥在他身上，与后来被疾病的气息渗透了的他判若两人。大姨则会骑自行车带着我去买素鸡和卤鸡爪之类的卤菜，我坐在后座上看她乌黑油亮的长辫子，夕阳为她抹上柔和的光晕，而我一肚子馋虫，眼里街道上行人的面孔都变得友好而快乐。这些是我能想起来的为数不多的愉快回忆，一年又一年过去，大姨夫在我心中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大姨成了一个有点凶的中年女人，我更不会去想他们年轻的模样了。

拿起相框的那一刻我才想起，大姨曾经是个在纺织厂工作的年轻女孩，或许也爱笑爱闹，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上工，长辫子在身后一甩一甩；大姨夫也曾是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喜欢四处旅游，风尘仆仆又精力充沛。他们曾像照片上那样年轻，那样洒脱地笑过。

在大姨夫葬礼上麻木大笑的中年男人，或许也曾经在某个亲人的葬礼上流过眼泪，无措地面对生离死别。

曾经的鲜活面孔被藏匿在某个角落，比如在一个被擦得一尘不染的相框里；逐渐衰老的肉身，继续与用了一半的蚊香、枯死的盆栽、洗得褪色的床单和闲置了好多年已经发霉的纺织厂工作记录本斗争，在斗争中平淡地生活。

红色的太阳跃出天际的云层，丧葬公司的中年男人们小心翼翼地把棺椁抬上殡仪车。放着哀乐的车队开过面临拆迁的纺织厂，我回头看向大姨，她端正地坐着，没有回头。

（作者系2020级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生）